电影《六福客栈》与格蕾蒂斯·艾伟德

editor 3 2018-12-242018-12-30

电影《六福客栈》改编自英国人格蕾蒂斯·艾伟德1930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抗战时期救助100余名孤儿安全转移的故事。被西方广为人知，称为“小妇人”。她在山西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鉴于艾伟德女士感人至深的贡献，1941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她加入中国国籍。1958年，好莱坞拍摄影片《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曾轰动国际。

格蕾蒂斯·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

西方人牛高马大，身材丰硕为世人熟知，且文明程度较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

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基督教，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劳生太太回信欢迎她来中国天津。

1930年10月，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

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后来在一个懂英语的妇女的帮助下逃离寒冷的大西伯利亚，上了火车，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盘缠所剩无几。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又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到天津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艰辛磨难的历程，她完成了。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其间，了解天津到山西阳城少说有1700里，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答应带艾伟德前去。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现在终于遂了愿。

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她很快就熟悉了当地的民族风情，穿上了高领的中国旗袍。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

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

在阳城，她做两件事。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珍妮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八福”？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怎么办呢？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

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

从开始的不接受到习以为常。这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珍妮·劳生意外死亡。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县长光临八福客栈。县长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从此有了个官称：“缠足督察”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一日，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县长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被击中摔下马。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艾伟德表示感谢。临别时，县长说：“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艾伟德说：“我也为你祷告。”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队伍是这样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

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

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

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够渡过呢？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在国军士兵帮忙下分三批成功渡过了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

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直抵大后方西安。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他们再一次徒步踏上征途。

而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无一人清楚，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

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行军半个月，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艾伟德预感他们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难。

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

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了18年的英国。宽慰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后的天伦之乐。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国家。

伦敦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曾被她收养的孤儿，像对母亲那样迎接她。宋美龄公开演说，感谢艾伟德女士为中国儿童所作的一切。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

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起。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去世。她的离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