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中国摄影》杂志老主编袁毅平
2014年荣获“造型艺术奖” 的袁毅平
2020年9月16日下午5:30，德高望重的摄影家、摄影理论家、前《中国摄影》杂志主编袁毅平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中国摄影》杂志曾于2014年6月以专题的形式对于袁毅平的艺术经历和作品进行介绍。时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的闻丹青撰文为我们分享了他与袁老相知、相处过程中的认识和感悟，如今斯人已逝，重读此文令人不胜唏嘘。
心外无象: 袁毅平和他的摄影
闻丹青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袁老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共和国从新生、动荡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也经历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杂志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时光。
袁毅平家中自拍， 2008年
1939年袁老就开始在上海的照相馆当学徒，随后成为摄影师；1949年参军，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任摄影记者；1958年进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1960年进入《中国摄影》杂志，“文革”开始后协会工作停顿，杂志停刊，全体人员下放劳动；1972年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参加展览办公室的工作，1974年主持《中国摄影》杂志复刊；改革开放后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直至离休，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杂志的风风雨雨。
袁毅平在剑桥英文补习学校，那时他已经是摄影师，1947 年
我隐隐约约知道袁毅平这个名字是因为《东方红》这幅照片，最初看到它是文革前在王府井大街南端高台阶上摄影用品商店的橱窗里，后来印制成招贴画在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改革开发之初，我参加一些摄影活动，知道他是摄影界的领导。1986年我进入《中国摄影》编辑部工作时，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称呼他“袁老师”。在我们一拨年轻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亲切长者，总是和颜细语讲他的想法，和我们讨论稿件，从未板起脸来展示领导之威。 改革开发之初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化界思想最为活跃，在“文革”十年政治高压的反作用力下，人们有一种井喷式释放的感觉，“四月影会”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是当年文化界第一个引发巨大反响的艺术活动，在社会上说人们奔走相告绝不为过，那个时代这样的信息也只能口口相传。在摄影圈这个展览更是一个重磅炸弹，一伙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官方单位组织领导，自己举办一个颇有离经叛道意味的展览。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整个展览无非是不突出政治，背离红光亮的形式，表达些个人自我情趣，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对正统观念的挑战，来自官方和各种各样指责甚至批判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袁老师作为协会领导班子成员观看了展览，默默地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只有把这段插曲放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才能了解这在当时需要怎样勇气和胸襟。
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年
袁老师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是摄影理论的建设。大概是历史遗留的因素，那时人们常说摄影界是一支没有文化的队伍，为弥补这个缺陷，袁老师一直辛勤耕耘。八十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召开几次理论研讨会都是袁老师策划主持，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他不断思考中国摄影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今天看来平常的文字，当年居然引来非议。1987年，《中国摄影》第一期刊发一篇题为《在多元探索中共进》的文章，这是袁老师以“本刊记者”名义写的关于第三届全国摄影创作会议的报道，其中综述了各方观点，提炼出这个标题。后来“多元共进”受到责难，给袁老师带来不小压力。198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旗下《国际摄影》杂志以并入《中国摄影》杂志，袁老师也随着机构变化而拿到离休证。虽然退休，他以自己的人品和修为，依然活跃在摄影圈。
袁毅平代表作品：《东方红 》，1961年
袁老师的摄影作品《东方红》广为人知，不须赘言。除此以外，他摄影实践并不为人所熟知。2009年，《中国摄影》杂志曾经协助整理出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时袁老师拍摄的照片并刊发在当年第12期，运动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和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袁毅平在同事的照相馆，1948年
近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开始有计划深度整理老摄影人的资料，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朱炯老师带领她的团队开始了这项工作，2014年6月份在北京中国摄影展览馆举办的“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全面展示了袁老师作品。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袁老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中国摄协的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这多重身份使他的影像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摄影题材、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主流影像与突破影像规训的可能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会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摄影演进的线索。
袁毅平在美国访问期间，1982年
袁老在《试谈摄影意境》一文中曾写道:“不能仅仅把再现客观景物作为创作的终点，而是要进一步入乎其内，融情于景，使作品中的形象，超越原生态的自然物象，蕴含富有深度的艺术内涵。”如果把这里的“情”理解为包含内心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作为上个世纪重要的摄影理论研究者，我们在袁老作品中看到了袁老对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文艺理论的自觉规约。然而，当袁老那些不曾发表、曾经不能被发表，甚至曾经不被看作成功之作的作品与袁老的那些重要作品一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作品中被拍摄物象与历史情景的关联正在倔强地刺破影像的表面，甚至超越了袁老对那些影像的判断。而这些作品重新获得的价值与更年轻的一批影像工作者对摄影理解相关。于是，包括袁老师在内一批老摄影家的影像在摄影者和观看者在不同的时代情景下的反复选择、淬炼中形成了当下的影像景观。
袁毅平摄影作品
工业生产及水利建设 1950-1960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民“鼓足干劲”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袁毅平的影像记录了早期工业进程中的汽车工业、水利建设、交通运输等。他的影像既展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群体面貌，也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
1958 年，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 年，修建密云水库
六十年代初，北京汽车修配厂
1958 年，修建十三陵水库
飞奔
1953年，成渝铁路通车以后
北京面貌 1950-1990年代
自1954年到北京以来，袁毅平对新中国首都的记录就未曾停止。他曾以《人民日报》的记者身份对一场场文艺展演进行“标准框取”，还曾“顺手牵羊”地抓取北京城除旧换新的瞬间片段，抑或驻足于庙会或动物园之中、透过取景器凝神细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北京有过春意盎然，也有过暗潮汹涌，但袁毅平眼里的北京是平和的，所以，他的北京影像也如此平和。
白云观游
20 世纪 50 年代，外国《天鹅湖》芭蕾舞团访问北京时拍摄电影，摄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
列车员
乒乓球比赛
大熊猫
北京三里河附近
水乡秋收·江苏苏州甪直地区 1962年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现了一阵浮夸风，各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层出不穷：“稻谷亩产XX斤”“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再加上自然灾害、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老大哥”撤走专家和设备等等天灾人祸，我国的经济跌入了低谷。此后，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策，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又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这些政策之下，国家的情况逐渐好转，不少地方的农村又呈现出丰收景象。
1963年夏秋之交，袁毅平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农村调查。经杨恩璞介绍，苏州甪直一带的农村工作搞得较好，袁毅平就前往那里“蹲”了两个星期，他跟随农民上工下工，“随时随景”地拍摄了这组照片
摇船妇女
打谷场
身穿小作裙，头系都头布的妇女田间休息
水乡农民种的地离家很远，需要坐船往返去上工
清晨出工
用船运稻子到这个地方脱粒
“四清运动”·山东曲阜焦河大队 1964-1965年
“四清”是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后期从经济清查变为阶级斗争，最终发展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袁毅平于1964年至1965年间在山东曲阜孔村焦河大队参与“四清”工作。中国文联组织的“四清”工作团中，华君武是团长，中国摄影学会的吴群、朱家实、张家琪等参加。袁毅平是焦河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其职责是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按照上级指示开展活动，保证农业生产正常有序。他所在的大队成员还有几名舞蹈协会成员和刚调入中国摄影学会的山东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四清”工作组不能带照相机下乡，而袁毅平幸运地被批准可以随身携带照相机。他并无报道任务，因此可以将镜头对准他想要留存的点滴瞬间。
访贫问苦
拾稻穗
村民
抽水
机械化
妇女劳动
阿尔巴尼亚 1966年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首都地拉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于1949年11月23日建交，两国于1954年互派大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尔巴尼亚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时毛主席曾盛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又说中阿友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966年春，阿方向我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派几位摄影师到他国去帮助拍摄一套反映他们国家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和风土人情的照片，作为向其他国家宣传和文化交流之用。当时中国摄影学会派袁毅平，《解放军画报》总编、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高帆，新华社记者唐茂林三人前去帮助拍摄。阿方很重视此事，最高领导人霍查、谢胡先后亲自接见了袁毅平等三人。此次拍摄原打算两个星期结束，后来时间不断延长，从1966年4月28日开始一共拍了将近一个半月，阿方提供了许多拍摄对象，连一向保密的军港与军事设施也请袁毅平等拍摄。袁毅平等6月6日回国，他们所拍摄的资料经过遴选，为阿尔巴尼亚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影展提供图片。同时，中方放大了十二套展览照片，每套120幅24寸，以此表示两国亲密友好。
战士
青少年
收割
水利工程
机器试运转
三农妇
天安门广场 1950-1997年
一幅《东方红》让袁毅平广为人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他的刻板标签，不管怎样，五十年里，袁毅平在特定时期对于天安门的记录已将“天安门”这一象征符号与中国的历史节点牢牢地嵌在了一起：五十年代的五一劳动节及天安门广场扩建，六十年代的“东方朝霞”，七十年代悼念毛泽东的肃穆广场，还有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作为建筑，天安门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老去；而作为符号，它留存于袁毅平的影像中，静默地等待今人的重新解读。
朝辉赞，1985年拍摄，发表于《中国摄影》1986 年 4 月号封面
天安门，1955年，五一劳动节
1955 年，五一劳动节
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人民大会堂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前
1997 年 7 月 1 日，庆祝香港回归
东方红，1962 年全国摄影艺术展展出效果
袁毅平简历
1926年 10月出生于江苏常熟鹿苑(今属张家港)。1932年-1938年 在家乡读书到小学六年级。1935年到上海与父母生活。1939年-1942年 在上海百乐摄影室当学徒，不满三年成为主摄影师。上补习班，学习英语、国文等。1941年-1942年 患肺病回江苏乡下养病、教书。1945年 在某照相馆任摄影师。1946年重回百乐摄影室，任主摄影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上海益友社，参与组织益友社的活动。1949年 6月 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7月正式入伍。1950年 分配到重庆《新华日报》，任摄影记者。1950年-1952年 拍摄“西南剿匪”、西南铁路通车、政协会议、工农教文等各方面;拍摄“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 转为文字记者，采访拍摄西南农村生活专题，农村征粮、自流井等。1954年《新华日报》撤销，从重庆调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美术摄影组，担任摄影记者。1955年 春夏之交拍摄长江。拍摄胡志明到访，拍摄毛泽东。1958年 正式进入中国摄影学会工作，参与创办《大众摄影》杂志，任编辑组长。拍摄十三陵水库建设。1959年 作品《动物园》入选国庆十周年出版的大型画册《中国》。1960年 调入《中国摄影》杂志，任编辑组长。1962年 前往江苏苏州甪直拍摄农村秋收。1963年 前往河北涿鹿“送文化下乡”，为当地农村拍摄照片(《辛庄的一天》)并做展览。1964年-1965年 参加文联“四清”工作团任焦河工作队队长，前往山东曲阜工作。任《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1966年 4月 出访阿尔巴尼亚。1969年 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锻炼学习，拍摄“五七干校”照片。1972年 从天津静海“五七干校”调回参与全国摄影展览筹备办公室工作，担任影展办公室副主任。1974年《中国摄影》杂志复刊，担任编辑室副主任。1978年 中国摄影学会恢复工作与《中国摄影》杂志一同从新华社回到中国摄影学会，组织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委员会，担任筹备委员之一。担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1979年 中国摄影学会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袁毅平担任协会副秘书长、摄影理论研究部主任和摄影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1980年 主持第一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1981年 8月 主持全国青年摄影创作座谈会并举办全国青年摄影艺术展览。主持第二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1983年 协助商业部成立全国人像摄影研究会和《人像摄影》杂志。主持全国新闻摄影研讨会。1984年 12月 中国人像摄影学会正式成立，担任副会长。主持全国摄影创作会议。1985年 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主持第三次全国摄影理论年会。袁毅平任中方代表，出席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第24次会议，访问罗马尼亚、意大利、圣马力诺和梵蒂冈。获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授予的 “杰出摄影活动家”称号。1986年 10月 主持召开第三届全国摄影创作会。1988年 主持第四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1989年 作品《东方红》获建国40周年摄影艺术展览优秀作品奖。1990年 离休，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1993年 出访菲律宾。1999年 9月《袁毅平摄影艺术展》在江苏常熟博物馆举办。2001年《袁毅平摄影作品集》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2005年 访问中国台湾。2006年 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章。2009年 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摄影》杂志社主办《乡村“四清”纪事——袁毅平摄影作品展》在北京展出。2010年 7月 个人摄影作品展《境由心造》在江苏常熟美术馆举办。2011年 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个人文集《袁毅平摄影白话》。2013年 袁毅平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14年 3月 获得文化部办颁发的“第1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造型艺术奖”。2016年 当选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
来源：中国摄影杂志 202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