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稿
勾芍人
要是有人猛不丁告诉你：“去采访戈尔巴乔夫！”你准会吓一大跳：开什么玩笑，我是谁，怎么可能去采访诸如此类的“重量级明星”！
但是，当你同我一样，经过了这“打仗一样的生活”，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那一天，总编突然通知我和忆敏：到上海组五个“明星”版的稿件，创刊急用！时间一周，“明星”副刊的两个编辑——忆敏和我，只准去一个人。
请看总编介绍的“明星”：《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新民晚报》总编束纫秋、《文汇报》总编马达、《解放日报》总编陈念云；漫画家张乐平、特委、詹同、徐克仁、沈天呈……我的妈呀，这可全是一些大名鼎鼎、不折不扣的明星！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人的名字也只能在全国各大报刊上才看得到，其名气绝不亚于影视界的“阿兰特隆”、“刘晓庆”什么的。他们像生活在另一个伟大的世界，是那么飘渺、虚幻，神秘莫测而可望不可及！
我和忆敏全懵了！
“总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见我还愣着，忆敏在一旁提醒我快作决定。
然而，我脑子却不听使唤地开起了小差，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四川报纸当编辑时的美妙往事。那可叫“老爷”编辑啊！一天到晚，总有几个“布尔乔亚”情调挺浓的业余作者围着你团团转，又是敬烟，又是请茶，毕恭毕敬，有求必应。真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稿件交上来，要砍要割，“悉听尊便”，可以任意“手执钢鞭将他打”，根本毋需组什么稿，因为写稿的人“像上公厕一样多”！
只是，过时的黄历不能翻，这次组稿同以往大不一样。稿件，要“大手笔”才能写，并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胜任的。退一步说，作者至少要跟那些“明星”们熟悉吧。而跟“明星”们熟悉的人，自己不也是“明星”或是“明星第二”、“明星第三”吗？这些“大手笔”们肯轻易动笔吗？再说，“明星”们眼光也是挺高的，恐怕也不屑跟一些小作者打交道吧。况且，上海我只路过一次，仅仅是跑马观光而已。对于我，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且不说那叽里呱啦压根也听不懂的“阿拉上海话”，光是那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大街小巷、弄堂什么的，即使有九牛二虎之力，也够你晕头转向了。并且，此行时间紧，任务急，如此艰巨之任务，是我等鼠辈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新闻界有这等事吗？但愿没有）。还有，假如、要是、如果……我心惊胆栗地在心里问了“十万个为什么”。呜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只是“军令如山倒”，“总编的脾气”我最好还是不领教为好。那么，如此看来，这个苦差赖是赖不掉了。
“豁出去了，戈尔巴乔夫怎么样，大明星又怎么样，俺老孙‘大闹天宫’来了！”我开始发扬阿Q兄的“精神胜利法”。
要不是海口民航售票处许晓峰的热情帮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按计划乘上那架阴森可怕、被我成为“鬼怪式”的麦道飞机的。
经常不能正点起飞的中国民航飞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只晚三十分钟到达上海虹桥机场。走下那架从屁股下面伸出弦梯的飞机，寒冷一下子包围了我。鼻孔突然怪痒痒，“阿——嚏！”一声，惊天动地，我预感要打九十九个喷嚏。
由于走得匆忙，也由于我对上海了解甚少，我身上穿的还是海南岛那身只有一件毛衣，外加一件西装的单薄服装，可谓惨不忍睹！而此刻的上海，却是溯风凛冽，天寒地冻，气温已下降到摄氏零下五度。与海南岛摄氏十六度的气温相比，真是一个夏天，一个冬季。我蜷缩着身子，在同机旅客的指点下，匆匆乘上民航专车，再转乘七十一路车往《解放日报》赶。
车到外滩终点站，已是晚上十点多。行人稀少，街道冷清，全然不像白日里的那番繁荣景象！
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
“这倒霉的苦差，不管这次能不能完成任务，我回去都要跟尊敬的总编‘拜拜’！”我开始诅咒起来。
我像拦路打劫的强盗一样，四处收索目标，拦住偶尔才能碰上的匆匆行人问路。东转西拐，穿街走巷，也不知问了多少人，终于找到汉口路二百七十四号《解放日报》招待所。
感谢上帝，阿门！
出示证件，说明情况，登记住宿……当招待所开门的老师傅为我打开四号房间时，同室的住客早已沉入温柔的梦乡，发出阵阵甜蜜的鼾声。
这一夜，我却不能入睡！钦本立、束纫秋、马达、陈念云；张乐平、特委、詹同、徐克仁、王树忱、沈天呈；芭蕾舞蹈明星、时装模特明星……突然竟全变成呲牙裂嘴、峥嵘可怕的妖怪，讨债般铺天盖地向我扑来，四周一片漆黑，我欲叫无声，欲动无力……我敢说，以前的失眠都不能叫“失眠”，只有这一次才使我真正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翌日一大早，昏昏沉沉醒来，匆忙起床已是八点钟。洗漱完毕，就急急忙忙在招待所拨电话找总编指定的“接头人”：电话二二一三零零转干谷，电话二一七三零七转孙洪康。“美兰”、“美兰”……总机话务员的柔美声调却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仔细揣摩、品味，终于恍然大悟，啼笑皆非：原来，她们“阿拉上海话”说的是“没来”。真要命！我四处碰壁，无名火顿起：小赤佬！这些人都跑哪儿去了？我几乎要失去理智，肚里“骂娘”了。最后终于有人提醒我：上海人上班都在九点以后才能陆续赶到，并且中午不兴回家，下午回得早。
哦，原来如此！
九点以后，当我好不容易从汉口路找到九江路《新民晚报》编辑部时，却又扑了空：孙洪康仍然“美兰”！我决定“守株待兔”，在那儿坐卧不安地恭候近两个小时，也不见此公踪影。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可能采访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一下我傻眼了：撤退吧，总不能赖在这儿吃午饭吧。再回过头来赶到《解放日报》找干谷老兄，此公也仍然“美兰”，大概也是采访去了？我安慰自己。
我自认晦气，灰溜溜地回到招待所。
这一天，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我心里好不焦急！
第二天，终于见到孙洪康，尔后又找到干谷。我像捞着了救命稻草，那一副痛苦流涕的样子一定挺滑稽吧？
唉，这两个要命的“救星”！
钦本立、束纫秋、马达、陈念云；张乐平、特委、詹同、王树忱、徐克仁、沈天呈；芭蕾舞蹈明星、时装模特明星、健美明星……交完总编那两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我一股脑儿把一串要命的“明星”抖落出来，然后是舒一口长长的气。
当得到两位“接头人”表示全力以赴支持的承诺时，心里搁着的石头才落了地。
我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徐克仁，这个喝一斤白酒脸不红，被朋友们称为“酒仙”的漫画家。孙洪康带我在《新民晚报》楼道里拦住他，请他帮忙组稿，他感到很为难。但听他阐述完他的处境，我还是原谅了这个既是副总编，又是漫画家的大忙人。为不使我彻底失望，“酒仙”答应为我写一篇关于张乐平的文章。因为张乐平生病住院，我不可能见到他，而徐克仁刚参加了张乐平的“八十大寿”祝贺活动，又与张乐平是“忘年交”，写张乐平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他莫属。
现在该“落实”到徐克仁头上了，这“酒鬼”却推三拉四，支支吾吾，潜台词再也明白不过了：不喜欢别人写他。而我却又必须完成组稿任务！没办法，咱组稿编辑这支拙笔临阵磨枪，也来凑一下热闹吧：“我们只谈十分钟怎么样？”“十分钟可以！”这一次，“酒仙”倒是回答得挺痛快。接着便把他拽进孙洪康所在的办公室“答记者问”……“好家伙，用了十五分钟！”“酒仙”像是在为那多占用的五分钟而惋惜。他又忙去了，不管他听没听到，我朝他背后甩过去一句话：“张乐平那篇稿子可别忘了写！”。
我又赶到圆明园路《文汇报》，找到干谷介绍的记者王保来，由他领见马达。我把总编的名片和他交换后，说明了来意，未等他答复，便“擅自”让王保来去采访他。保来兄在这关键时刻则表示愿意“赴汤蹈火”。
寒风肆虐，一个劲地刮，吹在脸上刀割一般难受。糟糕，鼻孔又怪痒起来，“阿——嚏！”，如果没记错的话，该是第九十九个喷嚏了。我又匆匆赶到干谷介绍的另一地方：寓园路三百七十五弄十七号，找到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世界经济导报》专栏记者萧庆璋这位“大手笔”。走进他家，脸上早已冻僵了，我怀疑自己已近似上海人说的“冷面滑稽”。当我得知这位“大手笔”也是四川人时，不禁用“正宗川话”同他交谈，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钦本立的“人头”也落实了。经过努力，《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两总编的撰写人和其它专版也一一落实。
最后，求援于《青年报》编辑部副主任吴纪椿，并陪他一道把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詹同这位“明星”也“解决”了。而王树忱这位回族漫画家，却真真折杀了我！此公住在什么万春街六十三弄三十五支弄七号楼。连“地道的”上海人吴纪椿也要东问西问，寻寻觅觅，搞得晕头转向了。其实，地理位置就在美影厂对面，只是那路弯来拐去，本想依门牌号“顺藤摸瓜”，偏偏那号码又颠三倒四，竟然不按顺序排列，害得我们好苦！以至于我们找上门去时，连开门而出的王树忱也一脸惊奇地问：“你们还找到了哩！”，言下之意，这里的确太难找了！那天，我心里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吴纪椿答应为我组一版“私营企业明星”时，悲伤的心情才奇迹般消失。OK！这意外的收货使我大喜过望，乐不可支：这可不止五个专版的“明星”了。当时，我激动得差一点昏死过去。
于是，催稿……取稿……催稿……取稿……手脚都围绕这“两点一线”作加速度运动，几乎忙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心里毕竟踏实了许多……
“哈哈哈……”我终于如释重负般笑出声来。突然觉得这次经历挺有意思，便抽空在《解放日报》公寓里优哉游哉、龙飞凤舞地写起这篇《第一次组稿》。
那天晚上，干谷兄还在电话里关切地询问我衣服带够没有，冷不冷？我真想告诉他：现在挺暖和了！
喘息之际，我脑子里又放起了野马：如此这般拼搏，下次恐怕不但要去全世界乃至太空组稿，而且可能还真要去采访“戈尔巴乔夫同志”呢！
我似乎也悟出：比起以前当“老爷编辑”，我这一次才当上了真正的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次才是“第一次组稿”。同时更悟出：“顾客是上帝”这个准则如用到新闻工作中来，恐怕“作者”、“读者”该是“上帝”了吧？
物换星移，时光荏苒，一切忧愁烦恼终已化为乌有，我现在该“得胜归朝”了。只是，我疑心这几天一直在白日做梦，掐一下大腿，却又怪疼的！
返回海南岛时，又坐上那一架从屁股下面伸出弦梯的“鬼怪式”大飞机。不过，这一回我既不感到阴森可怕，也不觉得冷，腿也更没发颤了，只是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手里捧着那一堆沉甸甸的钻进稿纸里的“明星”，我很快沉入云里雾里……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上海至海口“鬼怪式”飞机后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