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大预测–百名学者精英访谈之刘文进
访谈人：刘文进（长春电影制片厂美术师，油画家）
访问人：冯林
时间： 1996 年 10 月 2 日
地点：北京市圆明园后树村
为什么要消解人文热情？
冯：你的油画作品“清纯少女”系列,在中国油画界越来越有影响，我感到每个人物都有一种内在精神，和东方文化的典雅气质，这在当今商品大潮下物欲横流的世风中，犹如一股清风。对此，希望你能谈谈创作上的想法，和对中国油画现状的看法。
刘：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是对计划经济的扬弃、反拨。不如此，中国无法向前发展，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速度现在已令世人瞩目。但同时，中国社会也面临着深刻的信仰危机、精神危机、拜金主义，负面的现实严峻。对此，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不会无动于衷。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二者的发展不能失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关注二者的谐调发展，为民族的崛起，振兴作出应有的努力。这，就是我在作品中呼唤人文精神，凸现作品精神价值的出发点。
冯：在中国画坛，有多少人对此达成共识呢？
刘：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画坛，中国油画创作上出现了忽视作品精神价值的严重倾向。这些年来的中国油画界或忙于搞“语言纯化”的技术性、语言性问题；或热衷于与西方艺术“接轨”、“对话”，打入西方艺术殿堂；或忙于占领各层次、各区域国内外的艺术市场，唯独对中国社会现实中自文革后出现的精神、信仰、文化的第二次严重危机有些熟视无睹，或者困惑麻木。甚至在前些年画界竟然还有人提出要“消解人文热情”，许多人对清除人文热情争先恐后。
冯：正是在前几年，南方上海江浙一带哲学界、文学界有志之士发起，在全国展开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好像并未在美术界引起什么反响。
刘：也许是这种讨论的圈子太小，限少数文人中,没有广泛见诸传媒。或者是由于中国市场大潮方兴未艾，来势太迅猛，远远盖过了几个文人的叫喊声。是不是在客观上，也可能表明了对于人文精神的呼唤有些“提前举事”，历史时机还未成熟。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快节奏的中国艺术发展步伐，使几年后的今天已将重视精神重建的课题提到了每个中国人的日程，提到了画家和理论家的面前。
冯：好像最近美术界的学术研讨会、美术刊物上，批评家们已经探讨这一问题了。
刘：是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二十年，现实生活的演进速度之快，中国画坛演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西方美术史上几百年的历史，中国画家们十几年功夫就走完了，都匆匆学习了一遍。画坛上一派生机，各种门类样式，各种风格流派、艺术思想，西方有的几乎我们全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仍有；因此无须怀疑对艺术作品精神内涵价值的重视会“立竿见影”。
是“弄潮儿”，但却疏于艺术功力
冯：针对画界近年忽视作品内在精神价值的开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能否再具体谈谈 ?
刘：这是庞大深奥的课题，中肯的理论阐述更是理论家们的事。这需要丰富详实的资料信息，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而作为画家，最重要的是真诚面对现实和自我，潜心创作。我无暇东奔西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由于历史原因，老辈画家们往往勤于作画而惰于理论思索，更不愿看社会科学理论书籍，因此眼界狭窄，思想易老旧，作品功力深厚而内涵浅溥。而现在年轻一代画家们则正相反，爱看书，勤思索，广交际，个个是“理论家”、“准理论家”、“弄潮儿”，但却疏于艺术功办，心气浮燥，浅尝辄止。当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画坛尤其油画创作的成绩是巨大的，涌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画家和无数杰出的作品。各种门类、风格的作品绚丽多彩，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冯：但正你刚才说的其负面的问题也不能小觑。
刘： 90 年代初出现的艺术语言纯化的趋势本身表明了中国油画开始走上了“自律性”的成熟阶段，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技术主义倾向，忽视情感投入，作品精神内涵空泛。画家们各种功利意识愈来愈强，乃至急功近利，缺乏对鲜活现实生活的关注，缺乏崇高精神的追求，缺少艺术家的真诚和独立人格，追逐潮流，盲目模仿，照搬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既有话语，以及模式风格，唯“新”是从，满足于西方后现代的浅层文化追随。
冯：这方面的情况有评论家注意吗？
刘：批评家刘骁纯曾有言告诫：应该扬弃浅层造反（即泼皮、歹徒、侠客式的玩世倾向）而求深层推进，追求向上的学者风度，“以稳和深制衡浅与躁”“以闯和变制衡僵和靡”。这样，中国油画在继续深入解决语言技巧的前提下，又在开掘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内涵上下一番功夫，那么，中国油画是会有前途的。
冯：我认为盲目乐观或悲观的见解都不切实际。
从东方文化重新崛起的势头看，中国油画有可能形成强烈的东方特色的新油画创作的高峰。
冯：能谈谈原因吗？
刘：油画在西方已发展了几百年，其材质媒介的艺术新潜能和精神资源已很有限。但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和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鲜活的人生体验将会为油画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东方文化强烈的特质，必将对油画产生变异影响，从而产生变异发展的可能性。这已经成为事实。
冯：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东方文化深层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愈来愈显示出新的活力？
刘：油画的民族化的提法是肤浅的。 但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涵、 深层特质定会在学深功厚的艺术家笔下显示出东方独特的艺术魅力。
未来呼唤“真”“善”“美”
冯：这些年画界现代主义思潮迭起，对此，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你如何看？
刘：冲击很必要。东西方文化需要互补。东方文化艺术的发展必须以近现代科学文化成果为基石。但文化上与西方的交融不同于科学和经济，不能简单地“接轨”。“接轨”论是常识的错误。一如饮食文化不能简单接轨一样，几千年民族文化复杂的历史积淀如何去接轨？东西方作为两个独立的文化大系，可以平等“对话”。“西方文化中心”是历史的存在，这种存在的历史条件已开始淡化，所呈文化态势已开始衰弱；同时，弱势文化正在兴起强盛，世界范畴内的多元文化格局正在形成，东方文化将由弱势转化为强势；但不再具有强权。
冯：那么，你认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中国艺术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对西方乃至全球包括中国的艺术发展功不可没。它体现为思想、思维方式、艺术风格样式、形态、媒介多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历史的进步。但必须同时看到它的负面，它的历史局限，来不得盲目。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相对的历史局限性、阶段性。
冯：你觉得两者间有什么异同吗？
刘：现代、后现代的历史句号其实在西方已经开始划出。现代、后现代在内在规定性上是一致的,难以划出界限。差异在于：前者以非理性、反传统、绝对的个性化，自我中心为存在前题，后者恰在于消解绝对自我，强调对社会化的认同适应，一切均无可无不可。因此无标准，无界限，极端泛化呈“无序”状态。在后现代那里，艺术非艺术，生活非生活的界限消失了，因此它负面的极端是非艺术、反艺术。后现代艺术由于重实用性而非精神性，因此它在实用美术领域大显身手。话说回来，油画包括泛油画，作为绘画艺术，其价值在于通过审美过程给人以精神的陶冶和文化的启迪，和实用艺术有根本的不同，具有“自我”，即艺术品自身的独立品格，不是用于纯然装饰，因此艺术品其文化、精神价值不言自明。
冯：但你分析这些思想怎么会在中国人大肆泛滥？
刘：现代迷信在十年文化革命的“造神”运动中，造就了新一代年轻人强烈的逆反心理。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文化革命的否定批判，西方近代的无神论思想，尼采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中国年轻一代思想产生广泛的影响。上述诸种哲学思想，学说正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赖以产生发展的主要思想理论依据。这诸种思想、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张扬生命意识、自我意识，蔑视人的终极关怀。而人有别于低等动物，恰在于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自我意识，还有终极关怀，需要与自然与宇宙和谐同在。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文化都是讲终极关怀。宗教迷信不可取，但终极关怀，人生意义关怀对今天的西方和当下的中国物欲横流的现实都有积极意义。
西方科学的前沿正在向东方神秘主义靠拢。科学家们在无意中发现他们几个世纪的研究成果都在为几千年前东方的神秘主义文化提供实证。进化论也解决不了人的精神意识和社会伦理问题。“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说法值得考虑。善与恶动态消长，共同构成历史。“他人即地狱”观念反应的是“兽”际关系而非“人”际关系的现实存在，即人性异化的现实存在。正是基于此来谈人性的“复归”。正是基于此要呼唤“真”“善”“美”。这就是新的人文精神。
精神之画，无所谓“先锋”或“保守”
冯：所以，在几年前，你的“少女”作品，早已敏感地意识到这点，因此你笔下的人物显得那么恬静，纯洁和朴实，甚至在那时被很多人误解为“行画”，但这些作品的精神意义，现在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评论家、有眼界的收藏家所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这个往日被人误以为保守的画家，今天却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先锋，这十分有趣。
刘：我倒不在乎什么“先锋”“保守”这些说法。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批判丑恶是对恶的否定，同样张扬善美更是对丒恶的否定。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不能笼而统之地去看、去谈，要分出青红皂白，不能视作一团。
冯：那你认为今后的中国油画有什么新的动力？
刘：中国油画的长足发展的根本生命力,更在于本土鲜活的社会现实。认为“现在是审丑的时代”的说法,令人怀疑其言说者是否神经正常。艺术家有责任为社会创造艺术的美,却没有权力用丑陋的东西污染社会，这是人的社会属性使然。
来源：（主编冯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604-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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