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宇红:艺术大年,是什么让你不适了?

何宇红

 

前言

时隔五年,又到了写“艺术大年”的时候。其实这本是不会发生的写作事件,谁也想不到得益于冠状病毒,我竟有了这次机会(如果我可以将它称之为“机会”的话)!让我们短暂追溯到2017年,彼时也正逢五年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15)、一年一次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Art Basel)、两年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那时世界貌似还在正常运转,但其实并不正常,于是我写了《艺术大年,我们思考什么?》。照理说,此后什么时候才能正好再碰到三展相汇,就算数学疑是语文老师教的艺术家们也知道这是件挺遥远的事情;更何况,今天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数学题,我就留给各位去解了,因为这不是我今天在这里扣脑门儿的目的。不管怎样,因威尼斯双年展推迟了一年,时间和命运的罗盘辗转于此,我丢下的骰子也将会给出一个暂时的结果,至于它们是什么,或许等我写完这篇文章才知道,也欢迎您来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次的索引。

整个六月份,我拉着箱子,连轴穿梭在欧洲各邻国之间;历时一个月,在看完三个大展,无数个小展之后终于回到巴黎。然后一头扎进因“艺术理想”而拖延下来的各种杂事文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出口;期间,有朋友不时地发来信息说“仙姑你咋还不作文呢,大家都去写了呀!“我听罢有点哭笑不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展作文”也成为了一种潮流;互联网,朋友圈和谷歌翻译器…越来越不缺推波助澜的科技时代,一浪高一浪,一浪推一浪,个个儿的都勾着脑袋怕被拍死在沙滩上。每当此时,我只能撂给对方一句:“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我对自己的回答特别满意。倒不是因为它有股狠劲儿,这年头说狠话儿的人多的去了,不差我一个。我得意是因为突然发现近来自己总能找到恰当的词语表达肺腑之言。不昧良心,不露痕迹地怼人,成为我“五十而不惑”的一个乐趣。古人贼聪明啊,把人生每个年龄阶段的状态都总结的那么透彻,我不能因此辜负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子弹仍在嗖嗖地飞;我发现自己其实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因此迟迟不肯动笔。此刻,我悠闲地看着报纸,抽着烟,品着咖啡。然后,正好儿地就看到一篇文,让我来了兴致。那篇文的题目是这样写的: 《巴黎综合症”是怎样让游客发疯的?》文章登载在七月二十一号周四的巴黎著名日报 « 20分钟 »上,文章大意如下:

一位叫洋子的日本游客,刚刚参观完埃菲尔铁塔,拍了很多照片,同一天里她已经跟她的旅游团一起在巴黎走了一整天了,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挺好,岂料不知怎么的,突然一阵焦虑袭来,连洋子本人都感到震惊。回到酒店后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就不想再出去了。她开始产生幻觉,甚至神志不清…她是典型的“巴黎综合症”受害者,该综合症每年影响来巴黎参观的数十名游客,特别是日本人(其中多数为女性)。

早在1988年日本精神病学家小田弘明(Hiroaki Ôta)就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披露和分析了这一现象。他以1987年已有近200名患有此病为例,来试图了解其中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语言障碍和文化差距。具体地说,就是当旅行者在某种程度上把一切都押在这个闻名遐迩的城市和它的铁塔身上时,就难免不会引起“巴黎综合症”,因为呈现在他面前的图像里没有想象中的那个被无数次赞美的美丽神话。“与日常现实接触所引起的失望是误解和焦虑,也是幻灭和抑郁的因素”,小田还在2004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同时指出,巴黎被描述为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城市,美丽-高大-上档次成为广泛传播的陈规定型形象,然而日常生活中的法国人并不都穿着时装大师设计的衣服,他们跟你我一样普通地生活着。再加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根据小田的说法,就是拉丁语文化中“允许情绪波动,表达直接,甚至有时的过度干预等等”都让日本游客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适…

不适?这个词儿太好了!不适在中文中可以理解为:不适合,也可理解为不舒适。当然,这里指的是不舒适,由生理到心理上的一种病症。但究其原因,仍是由“不适合”而引起的,可是,为什么会不适合,又为什么要“适合”呢?适合,源自对某人或某事的认同感,追求认同感是人的天性。但后来,心理上的过度期待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打破了这种认同感,也掐灭了追求认同感的热情。沮丧,愤怒,绝望等等的…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哭泣。

今天我们哭了吗?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句问话特别牛;我甚至很想建议大家将这句话代替“你吃饭了吗?”之类的问候语…..我是不该就此打住了?哦哦,谢谢提醒,我是来截子弹的!

常常有人问我,艺术是什么?被问多了,我就会被迫思考,这种不情愿的感觉我相信大家都有过,就好比总有人问你“爱情是什么”一样。明明不可答,却总是有人问。为什么?不知道,没有答案。但我认为,这个“为什么”其实更重要!弄到最后,我们个个儿地都变成了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模样。学术的,不学术的,各种答案满天飞。我于是(被迫)分期分批地得出了各种结论,先拉一个最近的说一说:艺术,就是将人拉回到成为“真正的人”的一个过程。即人生下来本是个纯粹的自由人,后来被教育了社会了道德了驯化了精致了成功了,人后来被N多的东西给重塑了异化了;而艺术,就是让你恢复到本源,让你卸盔弃甲,让你学会怎么发出从娘胎里出来时的那一声啼哭。(咋又说回去了呢?乐!)

但我还是要补一句,对于我的这个结论,我觉得毕加索有句话说的最经典: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在学习怎么像孩子画画儿。

言归正传。

 

巴塞尔

时间拉回到三大展的第一场,巴塞尔。所有的数据我就不在此罗列了,大家自己去打开引擎搜索,输入关键词,一堆目不暇接的数据马上就会齐刷刷地摆在你面前,要多全有多全。

巴塞尔一如既往的井然有序,低调奢华,光鲜亮丽。新老朋友,济济一堂;美食美景美人比比皆是。稍有不同的是那种喜庆和嘉年华的热闹场面和气氛比之前略有逊色;另外,就是增加了更多的线上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部分访客亲临现场,但这并不妨碍艺术品销售的业绩。相反,当一切逐渐步入正轨之后,反而有了强劲的回归。据称,此次的销售总额又一次打破了历史纪录。艺术品收藏在欧美能够保持其平稳的状态,是因为在欧洲,艺术品不仅具有相当于流动货币的功能,还自带令人喜悦的生态场。其中包括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和法律条文约束,宗教传统所赋予大众的悲天悯人之心,受过良好教育和文明悠久历史熏陶的富国富民等等。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所有博览会中将欧美以上优点(或优势)利用和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个存在。尽管褒贬不一,尽管仍有各种不尽人意和遗憾之处,但它的指向和思路是清晰的,操作和执行是正规和专业的。策展团队所承诺的不断多元化和丰富化,都让所有参与者身同感受。而它最让我欣赏的,是它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它知道,作为一个从商业机制出发的艺术展会,应该怎么避嫌,怎么免俗;怎么既能赚钱,又不被人指指戳戳(此处有三个大大的微笑)。

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行业内的榜样,在做这行当的各路人马,只会照葫芦画瓢儿是永远领会不到人家一点毛皮的,这事儿,空手套不了白狼。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你要么生来含着金勺子,你要么卧薪尝胆,练的一身真才实学。急功近利者,属于自掘坟墓自断未来的傻缺。至于艺术家,去不去展会就更不重要了;在什么蓝筹股,红筹股都跟你没毛关系的情况下,心理不强大的你绝对应该慎入;别到时候把自己整出个忧郁症来,一发不可收,最终熬成了“黄筹股”,那就惨了!“黄筹股”是我发明的词儿,意思是说,全都黄了。

总而言之,除了艺术家之外,其他去逛巴塞尔的“可疑君们”都应好好地向人家学习。否则机票住宿那么贵,只为打卡,这代价也忒大了。看热闹哪儿不能看,非得挤这儿来?这次逛展会的时候,碰到几位在各大欧美画廊工作的同胞们说,她们说,这次的参观者中中国面孔可真少啊…..听罢,我心里很“不地道”地又奏起了圆舞曲,主题为:感谢老冠!然而,圆舞曲未落,隔日打开微信,各种报道巴塞尔艺博会开幕的公众号艺术软文就已齐刷刷地一一到位,大有争妍斗艳之势;这种速度和“敬业”精神绝对让人叹为观止。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咱们的同胞对巴塞尔艺博会投注以如此大的热情和生命的。我一直特别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也特别想知道,那些千篇一律的报道,那些煞有其事,文字紊乱,语焉不详,配图丑陋的发布,意义何在?

一年一度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行为;我们花时间走心地去学习人家怎么做到的吗?同时更为重要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还是一个文化现象。在此期间,整个巴塞尔的有效空间都有非常出色而精彩的艺术项目,而我们又有几个人好好地看过?更多人关心的是贝耶勒基金会周五晚上的大爬梯谁有邀请函?而隔壁馆里蒙德里安的 « 进化 »回顾展几乎无人提及,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好”,更鲜少有文字详呈。还有,我们研究过人家这么一个人口只有十几万,占地面积仅二十平方公里的小镇是怎么能够做出如此成功的艺术展会的?(反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文字)一个地处德、法、瑞士的边陲小镇竟拥有四十余座博物馆美术馆,而且展览个个顶尖,品质超群。不能只拿人家的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来说事儿,我们不是还号称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遗产吗?能够延续和保持下来的,那才是真本事。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恐怕才是人家的秘籍所在。我记起去年的一个故事。2021年巴塞尔艺博会因疫情推迟到九月份举行,我决定前往也是临时做的决定,所以在AIRBNB上只定到了一家离市中心稍微远点的民宿。主人是一位在小学任教的老师,她的家是一座小楼,里面有好几个房间。我到的时候感觉都已住满。一聊,才知道女主人曾经有四个孩子,是个单亲母亲。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独立出去了(有一个还在中国工作)。所以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做了民宿。我问女主人,现在展会期间,您给出的价格可真心不贵啊。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让我思考良久。她说:“一场疫情,巴塞尔已经一年多没有展会了;如果我们再提高房租,还有谁来?再说,大家都不容易,我们应该共同度过难关”。

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和口号,更没有至上而下的广而告之和管制。但是我看到的和谐却让我感动,我深知自己是某种文明的受益者,尽管我并没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它的历史。然而我在感动之余,却心生悲哀;悲从何来?我常常被这个问题困扰。

离开巴塞尔前往卡塞尔的前一天晚上,我跟朋友在外面胡吃海喝玩儿到半夜,准备搭乘最后一班有轨电车回住处的时候,发生了以下一幕:当时我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一看还有十来分钟,就点了根香烟。这时走过来一个人,左看右瞧地就走到了我身边,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一根烟;车站就在巴塞尔艺博会主展场所在的梅塞纳广场,广场上还有些人在喝酒聊天,看看没有危险性,再瞧他穿着整齐,样子不像坏人,就寄给了他烟。他用英语问我是不来巴塞尔看展的,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我感觉他有点晃悠,估计喝多了一点,但说话还算利落。我问他是当地人吗?他说是。我又问他是艺术家吗?他不置可否。然后他就问我,您对巴塞尔艺博会是什么感觉?我靠,大半夜的,他这是要开学术讨论会吗?我一时无语。但我能感觉到他的问话带着态度,我灵机一动,就反问了他。于是就有了以下对话:

“呃…您怎么看?”

他唏嘘地撇撇嘴,摇了摇头。

我说“怎么啦,不好吗?”

他哼哼哈哈了若干秒,然后挤出了一个字 “money”….

“噢,太贵?”我问。

他又是哼哼哈哈几秒钟,扭头朝Unlimited瞟了一眼,说“ it smells money! ”

我顿时明白了,他说的是“到处都透着钱味儿!”

说话间,对面开过来一辆有轨电车,他匆忙跟我说了声谢谢和再见,然后就跨过轨道上了车。车缓缓离开,消失在黑夜里…..

哦,原来我们不是一个方向的。不知为什么,我舒了一口气。

在后来的旅行中,我时不时地总会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个人的模样和他的话语。生活很有意思,也很戏剧化。一切都好像是编排好的,但又那么的不经意。在虚幻和真实之间,我不知哪一个更值得信赖。经常地,我会因此哑然失笑。我甚至想像巴塞尔即将延伸战场(或称转战?)到了巴黎后会变成怎样?在巴黎这个以自由,左倾和前卫知识分子传统浓厚的城市,是否会有更多类似这位巴塞尔借烟者式的质疑?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须知,无论之前巴塞尔曾经驻扎在何处,迈阿密或香港等等都还不是首都的话,这次落地巴黎,可谓是真正实现了“Capitale + Capitale”的梦想,即“资本+首都”;很不幸,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拉丁语还是盎克鲁萨克逊语系里都共用同一个词语。命运捉弄人啊,它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可能是为了欲盖弥彰,亦或是,法国首都在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之前,它仍挣扎着试图挽回一点脸面,这个将于2022年10月在“巴黎战神广场” – 欧洲历史的重心之地临时搭建的大皇宫(Grand Palais Éphémère)里举行的国际顶尖艺术博览会,最后起的名字实在耐人寻味:Paris+, par Art Basel,直译过来就是“巴塞尔艺术的巴黎加号”,中文将它翻成“艺+巴黎”,挺聪明的。但我的翻译就是“首都+资本”,独家版权所有,引用者请署本人姓名(笑)。

所有的精神错乱(不适)或自愈都来自各自不同方式的解读,前者过度解读,后者自觉解读。人必须通过解读才能接近“人性”。不进行自觉“解读”而只“读”的人,那是机器,最终只会被别人或物念所掌控,最后导致的结果一定是非人性的,甚至出现灾难。不信的话,可以去查阅,历史上哪一个灾难不是这么来的?

 

卡塞尔

每次从巴塞尔来到卡塞尔,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落差感。耳边的语言,所见的食物,路上的行人和建筑,包括物价,一切都可以让人彻底刷新心情。到达卡塞尔的时候是傍晚,有点饿了,就在火车站附近吃了一碗土耳其鸡汤配饼(也可以是羊肉或牛肉汤),它花了我三块五欧元,这一口让我想起西安的羊肉泡馍;但我猜想,就算在今天的西安,一碗羊肉泡馍也不可能是这个价吧。当然,巴塞尔的就更不用说了,一块不咋地的小小披萨饼至少也要十五欧呢。

而更大的落差冲击感则来自未来的几天里,一头扎进卡塞尔文献展所遭遇的经历。这种强烈的反差感应该出自两个原因,一,刚从井然有序,策划有方,高大整洁的巴塞尔展区过来。二,大脑中对以往卡塞尔文献展的记忆留存。当然,请大家放心,我肯定不会像那位日本游客“洋子”一样患什么“巴黎综合症”,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人,已经鲜少有东西能够轻易撼动我或让我得病的了。倒不是生来坚强,主要是因为早已被伤得千疮百孔,俨然已经百毒不可侵;虽然不敢跟金庸笔下的本家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相提并论,但半辈子练就的一点防身术似乎还是管用的(此处有狂笑表情包三个)。

卡塞尔接待处的小哥非常热情地给我办了VIP入场二维码,并且细致地给我讲解了此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整个导览流程,我认为他们的文件做的非常好,清晰易懂,值得学习和借鉴。只可惜实际上在参观的过程中却发现,它的地理标识指示做得差强人意,城市交通也不是特别方便。很让参观者浪费时间(记得上次的标识做得很详尽到位的)。跟一同看展的朋友说起此事,都认为可能是德国最近人力物力匮乏,钱都用去买武器支持乌克兰打仗了。看到有位同胞在一篇报道中说三天看遍卡塞尔文献展,说实话,我只能认为这个人非常有幽默感;怎料还有更幽默的;一天,我们碰到一个从中国过来的人,说是争取一天看完文献展。行,看展也挺枯燥的,听到这个就把它当个乐子消遣一下呗。

今年的卡塞尔文献展无疑已成为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话题中心;当然,“话题场”依然指的是中文区域这块儿。对于欧洲人来说卡塞尔似乎并没有掀起太多的波澜,可能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波澜的掀起者和始作俑者吧。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尽管对于西方语境下的游戏规则早就有所耳闻,比如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但有所耳闻,并不代表娴熟在心,所以,我们时不时地总会被他们的貌似傻白甜的做法所困惑,甚至震惊:”怎么回事呀?不至于吧?脑子坏掉了… ” 那么,既然“政治正确”普遍被人诟病,可它为什么永远都不会下线呢?答案可能有N多种,比如说,因为这么做保险,不会出事;因为有钱有势在这里不是老大,没有优势,必须低调做人。还有人将它归结为”欧洲人在为之前殖民时代的所作所为而买单“,也有人分析为是他们宗教中的原罪感所导致。原因到底是哪个其实并不重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因),重要的是,我们的人为什么总是纠缠于此,为什么总要投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欧洲人的这个文献展呢,我指的是特别关心它的”意识形态”这块儿,对他们的系统,机制和语境如此在意,有如此巨大的反应,简直就是一道不可跨越的坎儿。稍微有点逻辑的人都知道,当我们去关注一件事的时候,无外乎几种原因,第一,它好。我们可以向它学习;或许可以通过借鉴和合作来效仿它。第二,单纯因为它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我们认可了它的权威性。并且也希望通过努力来得到它的认可。第三,凯觎它,嫉妒它,想打败它或取代它,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欧洲人在观看卡塞尔或威尼斯双年展的态度上跟中国人和亚洲人完全是两种情形和态度。他们不会花大篇幅的文章和时间去论述这些活动,基本属于常态观展;有空去,没空更不会花巨资坐十几小时的飞机跨越大半个地球去打卡(更何况,现在回国还要隔离),然后只呆一天就看完了展。中文体系(或亚洲语系)里的人总喜欢用“奥斯卡”或“奥林匹克”来形容这个比喻那个,可见一种对于权威的向往,和对一件事物的评判标准之单一。然后,因为带着某种想象中的期待来到现场,结果看到的情景却是南辕北辙,于是国际大型展览活动中的“洋子”(巴黎综合症患者)便常有发生,首当其冲的竟然是这次卡塞尔文献展的参展者。一个反犹事件,给兴奋异常,大有改写艺术文献展历史的亚洲艺术家们从一开始便当头一盆冷水浇了下去,呈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回望上一届卡塞尔文献展(2017年),被亚洲人,澳洲土著人,非洲人,特别是中国人所指责的白左策展理念想象,这届真正轮到你们来玩儿的时候,恐怕就不是“消化不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我是民主的,仁爱的,我是开放的,接纳的,我不是白左,我不是霸权,我更不是中心主义,于是我把整个场子都交给你,尽管我并不是特别的心甘情愿。结果呢,接场子的人玩着玩着就不对了,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画着西方人玩了一个世纪的涂鸦,喊着千篇一律的Slogan,做着六十年代欧美人就已经经历过的群居和共同创作,那不正是当年的共产主义金斯堡群体朗诵和约翰·列浓的开放式卧室吗(但离他们犀利的指向和彻底性相去甚远)。它甚至让我想起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合作社和大锅饭……六十年代的法国五月革命思潮,美国的新左派思潮,古巴五六十年代的反独裁革命等等的。六十年之后的今天,一切正在重演。然而当代艺术难道真的就只能沦落为政治的代言者和喊话筒吗?我们之前热烈提倡,之后又竭力批评的“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所服务”的理论,难道今天也要卷土重来吗?我们到底是追随达达主义的反政府反权威精神,还是回归抒情表现主义或人文抽象主义的个体体验和个性创作?我们到底是要跟随和击掌欢呼西方人的“政治正确”,欣然接纳他们的高姿态让位,还是过几天又狠批他们的别有用心和“政治不正确”,根本就是场阴谋,纯粹就是挖坑,让我们跳进“名为出个场,实为出个丑”的陷阱,然后拿出场上评分,得出东亚病夫的结果?

不适,就在眼前。开展不到三天,艺术家被告上了法庭;作品撤离,策展人引咎辞职。集体主义,不是一块什么人都可以啃的蛋糕。欧洲人在集体主义这一块的掀起和盛行,源于对资本主义操控由来已久的抵抗,是近年来“人类世”(Anthropocene)学说的内核。但艺术界在此处玩儿得言过其实了,显然带有含糊不清的政治色彩,有人把它叫做保全自身的一场作秀。在今天,他们或许还要拉上外来的演员来充实这个舞台。果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欧洲本土那些出色的,努力了一辈子的优秀艺术家们全部提前退休吧。而这又正好是这些外域“演员”所梦寐以求的,大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情景和架势,淋漓尽致之快感不言自明。

然而,集体主义是一把双刃刀,玩儿得好海阔天空,春暖花开;玩儿得不好走回入魔,吃不了兜着走。希特勒法西斯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失控,在所难免;反犹事件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我相信,文献展这次的策展方式和组织决策,一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人说,这次的卡塞尔文献展强烈的群体之声是全球“疫情大隔离”之后涌现的一种新形式,是抱团取暖的表现,这种说法实在太天真了!我们查阅了文献展的策划,定案和发布日期,发现完全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始终相信,卡塞尔之所以能够持续跨越半个多世纪维持到今天,它一定不是一个随性随机的策划和操作,一定有它优秀的传统,缜密的逻辑和极其慎重的考量。在阅读欧美展览和艺术事件时,我们一定得在其发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中寻找其构架的理由和位置。其中不乏具有地域政治性和文化角逐的谋划,不要把它想的太好(比如艺术纯粹论),也不要把它想的太坏(比如直接定义为阴谋论)。杜尚所说的“我不相信艺术,我相信艺术家”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人,作为个体,原本都是自然界的一个偶然发生,它包含着人性里的一切东西;艺术家作为个体是可以信赖的,但当他的作品一旦进入群体,进入体制,特别是进入到某个艺术生态中时,它就是另一个东西了。须知,集体主义中的互助和合作是好东西,但其中的服从,隐忍和牺牲则是致命的。关键是,怎么来协调和解决之间的关系,前提是,人类准备好了吗?“人类世”开启了这场大辩论,甚至对启蒙运动提出了质疑,提出了更理想化和乌托邦式的愿景,集体主义就是这么被重新拽出了水面(我与旅法华裔人类学家于硕2021年的《新年对话》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得空可以去翻阅)。集体主义于是成为近年来西方政治的风向标,成为政客打败对手的护身符。无独有偶,集体主义也成为西方艺术界圈钱和生存的一块护身符;对此,纵观几个艺术大奖便可见一斑。特别典型的就是透纳奖去年的入围者竟然都来自艺术团体,这种现象成为当代艺术界这个最高奖项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但获奖者B.O.S.S(Black Obsidian Sound System)过后却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头衔,而是艺术机构们所能给予的更具实质性,持久性,长远性的支持;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少数民族,边缘人群,有色人种和性别多元者等人群一开始被艺术界渴求和接近,但常常被利用后很快就被遗忘和抛弃了;艺术家认为这是艺术奖项和机构对他们的剥削和欺诈。

我无法武断地说这次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和组织一定就存在以上问题,但确实因上届被人诟病的白左倾向,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策展理念难说不是一种自保行为。我提这个,是希望能够借此提醒大家,在面对和观看卡塞尔这样的展览时,是否考虑不要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的意识形态那一块。注意:我的意思不是不要关注,而是不要过于关注,更不要过度解读(更何况,欧洲历史与我们的完全不同,问题也不同)。因为一个展览的组成部分很多,我们还可多关注其它的一些细节,比如它的项目操作和执行等等。艺术展会的策划是一门学问和技术活,更何况如此如此庞大的一个艺术项目,我们身边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正如艺术的创作和表达毫无捷径可走一样。

历史,永远都是一种力量对抗另一种力量的过程,就像中国人常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果真风水轮流转。一群群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奔走相告,满面春风,忙忙碌碌地穿梭在昔日的议会大厅里,一种纯碎的理想化的美好情景出现在这个德国中部的普通小城镇,“人人成为艺术家”的愿景似乎是分分钟就在眼前,完全一幅“共产主义已经到了村子口沟桥”的图景。然而,这种近乎失控,毫无指向的乱糟糟场景,其成效和指向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上来问: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展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会有人说这是个伪命题,更有人可能会说“没有标准”,其实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只要你开始思考它们,你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分制定标准和过分回避标准都是一种政治姿态,中间也就半斤和八两的差距;前者想掌控某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后者想掌控某个领域的学术高度。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个太玄学了;对,如果你想反对我的话,你完全可以用这个词。我支持这个词儿,因为玄学本就是科学的一种;它是方法论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当代艺术表达缺乏方法论,策展更是!德国的策展从来都是“政治正确”的发源地,这就是他的方法论。如果不适合你,就不要往上靠;否则肯定会得“巴黎综合症“。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的,有些目前没有,有些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但我从欧洲人那里学习到的不是他们的答案,而是他们得出答案之前的那部分。这部分里面包括被你们所批评的虚伪性和政治正确。今年初,德国黑森州负责科学和艺术研究的一名政府官员在一个座谈中公开讲到:“本届文献展有意识地为非欧洲视角留出了空间。Ruangrupa 在其祖国和家乡长期使用艺术的手段推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我们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将这一想法融入文献展的。卡塞尔文献展今年已经是第15届了,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我们希望可以彰显文献展更广阔的文化棱面和地缘视野。” 很好,他们让出了空间和机会,这是民主的内核,让人可以自由地呼吸。你们知道国画里留白的好,怎么就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留白呢?这种方法论,我们要学习。至于留白处后来发生了什么,不重要;那是另一个方法论的话题,是另一个选择机制在面对分配能力和执行能力时必须接受的考验。在此之前,一个大型的公共项目如卡塞尔文献展,政治考量在所难免;同样的,其历史性和偶然性所产生的差池也在所难免。

果真,太阳下面无新事。当卡塞尔文献展变成一座公共“米仓”时,我们看到了什么?颠覆感吗?笔者真的没有这种感觉。除了整个展示形式跟上届南辕北撤,除了我们可以暂且将它称为“具有创意”之外,其它关于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材料,体积等等其实并无新意。并且,更没有传说中的参与感,比如很多展区根本没有解说人员,乱糟糟的一堆,看的人无不抓耳挠腮。在后面几天的现场里,倒是看到策展团队的一些人,但没有感觉到他们与参观者的互动和亲近感;相反,甚至是面带警觉和慌张,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疲倦与厌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前几天的反犹事件引起的。某天下午,我看到策展团队在准备一场四点开始的印度尼西亚本土民俗风情表演时,整个场面破破烂烂,废纸和破布条满地都是,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门口像个垃圾场,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就是策展团队所许诺的惊喜?或者真的只是一场政治不正确的演习?听说,ruangrupa 策展团队曾经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想让人们在这一百天里对卡塞尔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笔者注:这一点,我保证他们做到了);他们希望不要把他们所策划的展览跟威尼斯双年展或巴塞尔艺术展相提并论(笔者注:没法不比较),目的不是要与任何人作对(笔者注:没有人与他们作对,自己不与自己作对就行),只是希望他们主持的第15届文献展与其它的展览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希望为通常令人疲惫的观赏方式提供一剂良药(笔者注:我怎么觉得更疲惫呢?)……

笔者在此不得不再做一次回放:在过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卡塞尔文献展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由欧洲白人和男性们主导的展会,从策展人到参展艺术家,无一例外。到了1997年法国人凯瑟琳·戴维(Catherine David) 成为首位担任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的女性。2002年奥奎·恩威泽(Okwui Enwezor)成为卡塞尔文献展的首位非裔策展人,极大拓宽了文献展的受众群体和文化多元性。在奥奎·恩威泽担任策划总监的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之后,另一个策展人金斯·霍夫曼(Jens Hoffman)曾建议“下一届文献展是不可以由艺术家来策展”。只不过霍夫曼的倡议直到20年后才得到回应。欧洲经济龙头,德国白人大佬果真有钱,也很慷慨,于是乎,五千万美元就这么泼洒出去了!收获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钱”找到了“合适”的理由花出去。欧洲近二十年来问题重重,战火纷飞,难民遍地,意识形态岌岌可危,英国脱欧…骨干的现实眼看撑不起丰满的理想,但钱能解决一切呀。白人们拿出了杀手锏,做出的决策把自己也感动坏了,当然对方感动不感动并不重要。

亚洲的农业传统和分享原则被运用到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德国第一座议会大厦,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称奇,令人激动和温暖的壮举啊;客厅、厨房、广播站,棋牌室和工作空间;“lumbung”粮仓带着“集体性、共同资源共享和平等分配的原则”的乌托邦蓝图,扮演着当代艺术的发言人,带领着五十多个艺术团体和千余名艺术家,共商、共建、共享!可是,这种空间转换,社区建设和互动姿态,不就是当年的抓革命,促生产吗?爪哇的JaF艺术工厂(Jatiwangi Art Factory)假借一百多年前生产屋顶瓦片的黏土来鼓励人们通过文化艺术活动为他们的地区创造一种身份和集体意识,希望在最后根据人民的集体协议重新塑造城市可是,这种以农村问题来重新定义土地(Terra)以及城市的概念,不正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翻版吗?来自中国四川地区的二人组合曹明浩和陈建军所带来的《水系避难所》讲述了岷江横断山脉及其源头区域古老的的存留物种,以及它们的生态智慧和物质关系…我简直怀疑,他们是艺术家吗?是他们被委任,还是国家生态管控机构,人文学研究所,地区开发治理保护办公室的完全瘫痪和缺席?韩国艺术组合“视觉研究乐队”(IkkibawiKrrrr)则致力于探索人类与植物、文明与自然、殖民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多元联系。据说Ikkibawi的发音来自韩语的“岩石苔藓”的拟声。艺术家想表达苔藓在空气和土壤之间的生活方式值得人类借鉴,以此探索和扩展生活和艺术之间的边界层。他们想深入研究热带地区的植物和海藻,并与当地种植者进行亲密的接触和合作。研究课题确实很有意思,只是怎么嫁接到艺术的表达中并进行文化价值上的建构和推广,这是个非常专业,系统和长远的工作,不知道能否看到后续;同样存在的问题仍在“生物学科和植物学科等自然科学在此类研究中的缺席,或不给力和不到位的阐释和演绎”。其它的,比如来自古巴或哥伦比亚的南美艺术团体,或非洲团体,都在重复讲述地源政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地缘艺术概念,到处都是此类概念的重复和加强版;但他们的指向是要弱化国家概念,呼吁只在地区特色,民族文化的演化之间进行对话和叙事,并最终能够达成合作。看到此处,写到此处,我不禁又一次悲从中来,不仅仅被无辜的遇难者,更为艺术家不再是艺术家,不再是诗人,作家,音乐家或导演,而是站在前沿的战士和政治演说家儿悲哀(参考《艺术家不是政治炮灰》)。这种展览让我痛心,它俨然已成为水利,社会帮办,托儿所,生物研究所,法律咨询处,手工作坊,农业合作社,妇女急救中心的代理机构或办事处…..当艺术目的论占据主位时,一定是整个社会机制集体缺席之时,是今天这个世界和整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殇。我更仿佛听到了不远处依然不息的战火纷飞,不禁为艺术家们这种乌托邦式的艺术梦呓衷心地祈祷,但愿它有一天真的能够感动那些战争发动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让流离失所的难民们亲人团聚,回归家园。

在卡塞尔市中心的国王广场有一座上届卡塞尔文献展引起极大争议的方尖碑,它是美国艺术家奥鲁·奥圭贝(Olu Oguibe)的一件50英尺高的装置作品,名为《陌生人和难民纪念碑》。在碑的四面分别以德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印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陌生人,是你收留了我”(原文出自《马太福音》)。这件作品曾经引起各种解读,甚至差点引起纠纷和一场政治事件。德国果真不缺话题,卡塞尔文献展更是处在风口浪尖。这个碑的原创灵感来自于当代欧洲的战争和难民问题,但当我每天从它面前经过时却常常想起的是茨威格,那个决定远离欧洲,最后客死他乡(与妻子在巴西自杀)的奥地利人,以及一长串德国人的名字:康德,海因里希,歌德,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席勒,策兰…之所以想起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传世之作所吟咏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主题和声音,那就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无力感和遁世感。在今天,当人类被物质和技术,政治和经济危机抽空之后,精神的流离失所无处不在,谁又不是陌生人,谁又不是异乡客呢?

如果,真要让我来总结这次的卡塞尔文献展,我只能说,它是德国式“政治正确”的传统下,玩的最成功的一次“政治不正确”的文献展,是艺术策展最失败的一次广场舞,是文化活动最拙劣的历史模仿,是最具价值的一场当代艺术闹剧。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西方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中轴线,它改变不了艺术史和人类史,但它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粮仓式艺术也好,NFT,3.0也罢……它们的存在是否有价值,有什么价值,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文献展要告诉你的也只是:答案,永远在答案之外。

威尼斯

在卡塞尔呆了小一周,回到巴黎休息几日,并不敢多逗留,继续马不停蹄赶往威尼斯,因为在威尼斯双年展结束之前这是唯一能够排出来的档期了。此刻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 旅程被迫提前了一天,因为遇上了法航的罢工日。在航空公司提供的替代航班里,只好选择了早一天的飞行,幸运的是威尼斯的酒店可以给我预定的房间多留一天。到达威尼斯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多,从飞机上鸟瞰而去,美轮美奂。来到岛上,更是妙不可言。所有的疲劳一扫而光!我实在太爱这座水城了,它是我移居法国二十多年,欧洲城市里去的次数最多的(不光是冲着双年展而来)。连蚊子都被我的热情所感染,一落地,就送了我五个大“疱”。

赶紧晒几张夜景图,分享我的幸福感。朋友圈就是好,马上就有朋友上来跟我打招呼,还给我推荐了一位在地艺术生。第二天我看完展,便约了姌喝咖啡见面。姌,一个瘦瘦美美的女孩子,一种飘逸和洒脱感跟威尼斯是那么的契合。俩人就跟事先定了接头暗号儿似的,几分钟聊下来,笑岔了,竟然那么多巧合:都是招蚊体,都爱抽卷烟,都是夜猫子,都大爱威尼斯,都喜欢拉丁文化的没心没肺,连手包里爱放梳子都一样一样儿的….论辈分她完全可以叫我阿姨的,我愣是贴着脸皮让她叫我姐,乐呵呵儿的,威尼斯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好!

威尼斯已经进入旅游旺季,行人游客很多,俨然没有疫情发生过的迹象。加之参观威尼斯双年展的人并不多,算是看展的最佳状态。尽管在威尼斯看展和在卡塞尔一样,都是一件体力活;尽管威尼斯比卡塞尔热好多,但却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的两万多步轻轻松松。晚上还有姌陪我吃饭,聊天,散步,跟意大利帅哥打情骂俏(呵呵呵),日子过得不要太舒坦啊,一小周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威尼斯双年展一如既往地出色和完美。

戏剧化的一幕从参观的第一个馆便开始了,另一个巨大的落差感又不期而遇地从天而降。去过威尼斯双年展的人都知道,一进入主展区加蒂尼花园(Giardini),第一个馆便是西班牙馆。可能不是每个人的行程都如我,但你想象一下一个人从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塞满了各种椅子,帐篷,锅碗瓢盆的展馆和门外的垃圾场,一头栽进一个全场刷白,空无一物的巨大空间,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写到此处,我本来仍想习惯用括弧加一句话一带而过的,但最终觉得还是要着重地写上几句。此次的西班牙馆在我们的中文报道中几乎无人提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汉语世界的观展解读基本是一种相亲型的,也就是说带着标准和目标而去的?还是因为这种毫无肉眼能够瞧见的体感+质感可言的展览让他们觉得无趣,无技术含量?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坦诚我曾腹黑地搜罗和研究了几圈我们汉语世界的艺术软文(当然也包括硬文 – 笑),发现,同胞们的兴趣点大致为:第一,自己认知范围内的艺术家和艺术表达形式。第二,材料和制作的复杂性所指向的实力,体量和技术含量。第三,可以与流通货币等价比的大师级艺术家。西班牙馆这种貌似空无一物的“东东”,显然不入“同学们”的解读法眼。好和不好,另当别论;提与不提,却有乾坤。空无一物 ≠ 言之无物。这件装置作品叫 « 纠正 »(Correction),艺术家是欧洲各大艺术博览会和双年展的常客,巴黎老牌画廊托马斯·贝尔纳的代理艺术家易纳斯·阿巴利(Ignasi Aballi),一个致力于以哲理和反思的极简艺术方式挑战当代文化矛盾与困顿的艺术家,他擅长引导观者从现实中抽离,思考;再回到现实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排比句,空灵,洁癖或强迫症是这位艺术家的外相,内在的东西交给观众,与自己对应再寻找出口。此装置作品以找寻自身在威尼斯双年展加蒂尼园区的地理位置和与邻馆的关系,来探讨现实生活中人们喜爱习惯性地“比较和纠正”,并提出“我们为什么总要去跟别人比较,以及比较和纠正后的结果是什么?”的问题。修正主义,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词语和概念,但其实只因为它已经长在了现代人的皮肤里;至于几时发作,纯看造化。说实话,刚从那样的一个卡塞尔出来就“跌进”威尼斯,再撞入易纳斯·阿巴利的空房子,简直就跟到了洗眼房,直呼一个“爽”字。下次如有机会在巴黎碰到艺术家,一定要当面向他致谢并致敬!

此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最大话题,众所周知是关于女性艺术家和她们所占的参展艺术家比例。几乎不出意料之外的,有很多人对此提出了疑议。笔者很想问一句:在过往的N个世纪里,男性艺术家占全部,或占大部分时,为什么就没人做出同样的反应呢?又有人问到:这种性别倾向的选拔制度会不会使得作品的艺术性被忽略?听罢我差点扑哧笑出声来,咱国总不缺如此这般自作聪明的货,好像不说这话就跟自己不懂艺术似的。人家威尼斯双年展当真为了一个政治名分,就能轻易舍弃艺术本有的追求和宗旨?再者,就算舍弃一部分艺术性,让女性艺术家走到前面,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他大婶儿大叔们呀,再继续整天拿批判“政治正确”说事儿真的就恶心了,OUT了!醒醒哦,人家现在玩儿的是“政治不正确”。咱村人不缺钱,不缺聪明和勇气,缺的是到现在连“平等和公平”这些基本概念的最基本的差别都没搞清楚;缺的是,既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也不是女性主义是什么,更不知道女性艺术是什么。写到此处,想起一位朋友的“好心”劝告,说你平时就不要过多地批评和指责了吧。呵呵呵,感谢他的好意,但感谢的前提是:如果他是从“义愤对身体有害”的角度来规劝我的话(笑)。没,我身体好的很,没听说过泄愤对身体有益吗?默口缄言不仅对身体不利而且对世道有害。

时常也被人问起,一个好的策展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的回答是,首先,他要有能力将艺术家的创作做出清晰的梳理和称述;其次,拎出他艺术创作的文化价值;再者,给予艺术家今后的创作带来更多的有效参考,补充和启示;最后,引发观者的思考,揭示和呼唤人性中被遗忘的共通的东西。策展人,作为一个展览的策划者,他的文化身份可能还是编剧,导演,书籍编辑,作家,甚至一个演讲者,他的生存身份可能是一个记者,医生,设计师,教师或公务员,策展人不是一个具体的身份,他是一个文化概念的承载者,一个必须有担当和使命感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策展人。我们通常意义上容易要么神话或神秘化策展人概念,要么贬低或弱化策展人的价值。一个好的策展人必须具备知识分子的敢言敢做敢当,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他做的每一个展览就是他的作品。这件作品可以大到如威尼斯双年展这么优秀的项目,小到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图书。所做的课题即是独立的,又是具有前后连续性,上下关联性和同时代的呼应性。而这,也正是威尼斯双年展所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和启迪。回顾以往的每届展览主题,以及这届的《梦之乳》…..无论哪种演绎,呼唤和警示,都是我们人类发展史上重重的一笔。它不产生什么实际的成效,但它的价值高于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结果。

在威尼斯看展期间,抬头低头看到的都是东方面孔,耳边传来很多说中文的同胞。我问姌,中国开放了吗?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她说可能是些在欧洲各地上学的学生吧。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件事,表扬他们“来总比不来好吗“?违心的话我说不出口;因为好在哪里,我真说不出来。你们谁说的出来,我愿意洗耳恭听。中国当代艺术满打满算也开启四十年了,玩儿威尼斯双年展也有二十年了,咋做的一年不如一年?报道千篇一律,这几天的一篇文《没有艺术批评,只有艺术软文》在朋友圈里刷屏,笔者认为它批得不无道理。中国发生了那么多的重要事件,我们的艺术表达却基本集体缺席,这说明了什么?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它对我的触动太大了。这是发生在今年五月份的事,届时我们参加了巴黎摄影文献沙龙,我在展会的出版物展位上看到一本书引起了我的好奇。初看时以为出自一位中国艺术家或作者,结果跟出版社的人一聊,才知道是个法国人。书是大开本十六开的,封面印着一个大大的繁体字“汉“,打开一看原来是个画册。背面有个”武“字,很明显是关于武汉的一本影册。只不过它以汉语的古式阅读法自右往左排列了这个词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位法国摄影师在疫情期间被困在了中国武汉,于是就地整了本集子。摊位上负责推销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法国女孩儿,她耐心地告知我,艺术家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记得我当时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窘迫;为自己的自以为是和武断!而且这种窘迫感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我慢慢感悟出来,窘迫的长久是因为我不仅为自己,也为我的同胞,为我的同行,为我们的艺术家,为我们的文化见识和教养而尴尬。那天在摊位前我是不加犹豫地买了这本不厚但价格不菲的画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时不时地摩挲它,翻阅它;就如一个舔舐伤口的士兵。我在画册中看到作者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对于有些人来说,好奇心杀死了猫;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最伟大的品质之一。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我想探索在禁足期间我们如何保持好奇心,怎样继续旅行,怎样跟人继续保持联系和交流,怎样保持开放性而不是卷缩在那儿。在客厅里我通过谷歌的街景导航打开了一扇关于世界的窗户,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工具,几乎能够帮助我们穿越整个星球;疫情,成为整个世界讨论的焦点,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的怪物。它总得来自某个地方吧。一切从这个叫做“武汉”的地方开始:一个在此之前几乎鲜为人知的城市,现在它已成为所有谣言的容器,一不小心被置于聚光灯下。书中的图像由我通过原始材料在电脑里直接制作而成,表达一种在城市里虚拟的流浪,或在虚拟的城市里的一种流浪。我用了Washi-F电影胶片的技术处理,这是一种最初用于诊断肺部疾病的医学X光片技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屏幕上相机闪光灯反射所产生了的一个光晕,像极了一颗探视卫星在城市或某个居民区上空盘旋的影印。我喜欢这种半路劫持般出现的手法和工具,就好比属于个人病态的畸形X光片,来自一个充满幻想和诗意的地方,断然出现的视觉形式,成为某种形式的驱魔打鬼方式。”

各位看客,我很想告诉您,其实在这个画册的故事之后,我就不再想去任何地方看展。因为对我来说,它几乎涵盖了艺术世界的全部内容。武汉封城之后,中国各个城市也陆续封城;开放,又封城。我们除了一个Fang Fang,别无其它。但那不是艺术作品,是呐喊和申诉。艺术家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治炮灰,艺术表达的方式不是那样的,也不应该是那样的。可惜的是,尽管我们不缺美术馆,拍卖行,巨大豪华的画室,高雅威严的大学,娓娓道来的公知;但整个疫情期间,我们除了愤怒,抱怨和恐惧,再没有出现一件拿得出手的作品。一种集体缺席和不在场,让这位远在一万公里之外,通过谷歌探索我们世界的法国摄影艺术家情以何堪?欧美人的强悍和牛逼不是钱堆出来的,口号喊出来的,鸡汤炖出来的,巧取豪夺来的。不是什么东西都与政治有关,与体制有关,与钱有关。同样是在家呆着,被关着,看书学习也好,刷抖音当网红也好,可动动脑子,做点像样的东西就那么难吗?

是的,学会走路是很痛苦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做这件事。这次在威尼斯我认为最好的展览,我最喜欢和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各个国家馆的伟大作品和获奖者们,也不是基佛在杜卡勒宫的大型装置以及考普令人心悸的血淋淋(当然他们都非常好,都值得去观赏),而是皮诺艺术馆的“对立平衡”(Contrapposto)。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雕塑作品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广泛运用,西方艺术籍此以人体的平衡姿势来表达人的心理状态和情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观念艺术家美国人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将它做到了极致。瑙曼五十多年来一直是全球艺术界中最具革命性,实验性和先锋性的艺术家,他是最早尝试使用声响,视频,电影,霓虹灯,3D等多样化媒介的人之一,对几代艺术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瑙曼深知,人们对于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时间,空间和语言,都保持着坚信不疑的态度;然而,这是错误的。所以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渴望引起观众们的不安,并且直接挑战他们,以告示应该不断地对这个世界保持警觉。他说:“我希望我的艺术表现出足够强烈的侵略性,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迫使人们投以注意力。”

看到这个,我又笑了。我想,要是那个日本游客洋子早点看到瑙曼的作品,或许就不会得什么“巴黎综合症”了。

记住,艺术就是让你不适的;那里没有春暖花开。

 

作者简介

何宇红,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旅法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全法记者协会会员,法国独立民主联盟UDI成员以及国际女性运动的倡导者。组织策划过数十场国际大中型艺术展览、拍卖会等项目,撰写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乘着空空的帆船去流浪》、《夜眼》、《自杀者》等;音乐剧剧本《石头的家书》,艺术评论《将艺术镶嵌在生命的总背景之中》、《当代艺术的峰回路转》、《基弗:废墟神话的缔造者》,《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以及世界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三十余篇访谈传记等等。作品及言论见诸于国际各种专业文学艺术杂志、网站及媒体诸如雅昌艺术、凤凰艺术、凤凰卫视、画刊、RFI(法广)、TV5(法国电视五台)、芙蓉、人民网、新华日报等等,文字除中文之外,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