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和作品绘画大师刘任求

绘画大师刘任求(11)

刘任求大师东西方艺术对话录

林可行编著

 

西画在中国的发展

 

刘任求:若要真正的搞懂中国画,就必须具备中国画的素养。从这个角度上来看,20世纪初那些文化巨匠、文化大家们对中国画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那个时候西学东进,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也贬低了中国的国画艺术。

康有为,蔡元培,包括陈独秀,他们都不是搞绘画艺术的,他们也没有搞懂中国绘画艺术,他们只不过是对当时的画坛因循守旧缺乏创造表示不满。蔡元培, 鲁迅提倡美德教育,认为中国画缺乏教化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古人说,绘画可以成教化,明劝诫,助人伦,说明中国画本身就有警世、劝世、教化的功能。傅抱石说过,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大表白。通过中国山水画,可以感受以山水为象征的天地精神。中国人是在有限的山水之间、丘壑之间、林泉之间,表达中国人无穷地对于宇宙的理解,对于天地大美的感悟。怎么能说中国画没有教化作用?我看中国画的教化水平很高,这是很显然的。

他们惊叹西洋画可以非常逼真地再现实物之美,具象之美,当时对中国画的最大不满,是因为中国画画的不像。他们把像不像当做衡量艺术的标准,不懂得抽象的价值,所以一味地推崇西方绘画,应该说是有失偏颇。

编者:我以为刘海粟、徐悲鸿他们那一代人,把西画艺术引进中国肯定是有功劳的,但是他们想用西画改造中国画的想法是错误的。西画就是西画,中国画就是中国画。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不同的艺术体系。徐悲鸿推崇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用古典写实主义的科学理念,来改良中国画。林风眠推崇的是西方的现代派,包括部分后现代派的先驱性人物,林走的是中茜绘画调和的道路。艺术可能会互相影响,但不能互相改造,这是十分错误的 。

蔡元培,陈独秀他们不懂中国画的程序化的意义,程序化就是经典化的过程,是抽象化必须经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必须具备的合理的内核。没有这个合理的内核,中国画就是一般的工匠活动,民间工艺,有这个合理的内核中国画是纯粹的艺术活动。

 

刘任求:西画讲究色彩、光学、讲究构图、立体透视。这是西化的特长。但是他们不懂中国画的线条,中国画的线条本身就是立体的, 不懂中国画的墨分五色, 更不懂中国画的散点 透视。许多人喜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其实他不过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成就并不高的界画,他用的就是散点 透视法,西方的绘画就不懂这个方法。

中国的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但中国画的这个线条不是平面的。他本身就是抽象立体的,所以不需要透视。中国画表现物象基本形式是线条,古代画家们创造的十八描,无论哪种线描都是为更精妙地表现物      象和传达美感为根本的。无论是写意画还是工笔画,均如此,它是—种简单的丰富。对于任何艺术手段来讲,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短必有所长。你说这是他的优点,和说这是他的缺点是一个意思。

同样,墨分五色也是对色彩的抽象,也是—种简单的丰富。凡高的《木鞋》,画面中是—双穿得破旧的木鞋。透过这双鞋我们甚至都能闻到  ,农民干活儿时泥土的气息,似乎能看到大地上农民播撒种子的画面。作品用简单的材料,表现单纯而直接,但同样能表达丰富的情感,也是—种简单的丰富。简单的丰富在音乐里面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多么华丽的音乐,他就是五线谱上的几个蝌蚪组成, 这应该很容易理解。

 

编者:200 年前照相机的出现,曾让西方写实艺术感到了巨大的威胁,然而,科技就是科技,艺术就是艺术,后来西方又出现了超写实主义,他写实的程度远超过科学技术的水平。但是,他在西方绘画史上的地位并不高,这也说明西方人认 为,绘画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像不像,他有着自身本身的追求。即便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写实主义绘画那里,他追求的都不是简单的像与不像,或是漂亮不漂亮,他崇尚的还是那种高雅的品位与格调。

刘任求:中国绘画非常讲究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中国绘画是书法的延伸,是文人领悟“笔墨”而获得的一种体验。故而有“书画同源”之说,意为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关系密切。在中国绘画中,奇妙的笔触给了艺术家灵感,而墨趣则显露出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情感。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由书法转向绘画传承的精神,也是延伸书法的造型范畴的表现。

中国画援书入画,反映的是中国画笔力、笔姿、墨性、墨韵等造型语汇的根本。笔墨语言不仅是中国书画最基本的审美要素,而且是体现中国画技术品质的重要方面。中国山水画所表达中国人无穷地对于宇宙的理解,对于天地大美的感悟。中国山水画是天地辽阔,极目四野,有—种咫尺万里之势,人在时空之间安顿自己的人生,安顿自己的心灵。中国的山水画可以将千里江山纳于一卷,很小的—一幅册页可以体现百里之恢弘。如果中国艺术家只是讲究透视、比例、空间、写实,本身是中国画美学的萎缩,是中国画的倒退。

黄宾虹提出“远法古人,近师造化”,当代中国画必须在认清中国画本质的基础上临池不辍,写尽千碑百帖,修炼笔墨真功。这样,中国画技术品质的提高乃至技法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事实上,北宋以前的绘画主要是职业画工所为,其表现手段以重彩线描为主,画法严谨而写实,骨体稳健,铺陈华美, 体现了精湛的绘画技术和高超的艺术品质。北宋以后,水墨、写意、卷轴历元明至清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要表现形式, 文人画家与日显赫,而宫廷画家、民间画工备受贬抑。

纵览历代的中国画作品,水墨之变,用色渐渐随着中国画的发展而成为绘画作品的附属。但是,用色只是起到一定的衬饰作用,先水墨后用色成为中国画的基本规律。

 

中国画与东方哲学

 

编者:西方美术虽然从一开始就具有写实主义传统。从最早的讲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到后来为宗教的服务题材,但同样强调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从19世纪后期的印象派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大师塞尚、克利、康定斯基、毕加索等人开始, 西方美术的主流开始逐渐背离了写实讲故事的传统。

这种对传统的反叛,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开始具有了强烈的抽象的意味,仿佛是冥冥之中与东方艺术相互呼应。

中国绘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美术问题,文人画从开始就是表现文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为文化而艺术,为品位而艺术。无论是手卷、卷轴,还是扇面、条幅,一悉迎合了文人雅士们的审美心态,所以它更纯粹,最后它影响了帝王、臣子及整个世俗社会。因此,说国画落后于西方绘画,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中国画是境在画外,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中国画之美是西方风景画不能替代的—种美。由唐代的浅绛山水到青绿山水,再到大写意水墨画的出现,直至明清文人画的高度完善,整个中国绘画体系已经完全自成一统,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美学体系。

在中国文人画中,诗书画印与审美精神已经融为一体,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国学训练,就很难体会其中的真谛。例如在齐白石的画中,书法、印章、诗和笔、墨与色都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如果缺失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使之臻于完美的艺术境地。

 

刘任求:国画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其他的几乎都是槽粕。白色的宣纸与黑色墨,对应的是《易经》一阴一阳的宇宙观。《易系》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笔与纸一动一静,幻化生成老子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则含艺术。《周易》认为立象是为了尽意,意在《周易》里,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可以概括,实际上有无穷尽之意。人不必执著于生,不必伤感于死,死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所以,以书法为基础的中国画,最后发展出来了“写意”的概念,这些东西都是有文化基因决定的。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曰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有”与“无”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植根于“阴阳之道”的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奠定了中国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精神。老子曰 “知其白而守其黑。” 正所谓空而不空,以白当黑,玄妙之处乃是 “无声胜有声”。中国画是线条的艺术,利用线的疏密形成对比美感,其结构原则为“计白当黑”、以虚衬实。

刘勰《文心雕龙》开宗明旨 “入文之元,肇自太极。” 太极是道的别称。绘画要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只是山”的渐修境界,最后已不完全依傍于眼前物象,而去追寻造化的气机了。 千笔万笔,归根到底还是阴阳、刚柔的微妙变化,而“玄妙”境界,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特质。中国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易经》、《庄子》等都是运用诗、寓言等形式,将哲学思想、宗教观念、文学艺术、数理科学等融为一体的表达方式。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人追求更完美的表达方式 即艺术的表达方式。

道教讲究练气,认为宇宙万物都存在着“气”,天有天气,地有地气,人有人气, 草木山川皆有气。中国画把道家的“气”运用于创作中,作画前静心养气,作画中注重画面上气的流动。道家所说的“气”与画家所反映的“气”是相通的,都是感觉自然而得的万物之灵气。

南朝谢赫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并将“气韵生动”列于首位。其中,“ 气”是元气,而“韵”是由“气”决定的。老庄认为,道产生混浊之气,混浊之气又化为阴、阳二气,“一阴—阳谓之道”。万物都是从阴、阳二气中产生出来的,故有了“气”,画就有了生命,有了韵,画中的形象就鲜活了。其技术品质便会在臻于出神入化的高度,心手相忘,笔墨俱化,技进乎道。

“道”是最朴素的,它蕴含着自然界中的五色,而水墨和“道”一样的朴素,也是五色(“墨分五色”),故古代的山水画一般是不着彩色颜料的。王维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并付诸实践,开创了我国水墨山水画的先河。

南宋画家马远喜作山水画,设色清润,山石以带水笔作大斧劈皱,深悟道家“黑白分明,虚实相间”之道,多作“一角” “半迈”之景,构图别具一格,故称“马一角”。无独有偶,与他同时代的画家夏圭用秃笔带水作大劈斧皱,称“拖泥带水皱”,简劲苍老而墨气明润,多绘“半边” “一角”之画,故有“夏半边” 之称。明代徐渭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深得老庄哲学精髓。他生性狂放、恣肆,用墨多用泼墨,使画面层次分明,笔简意骸,虚实相生,生动无比。

 

编者:《易经》过去被称为“万经之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周文王卜八卦,它本身包含有形式逻辑的科学的种子成分在里面,形式逻辑是科学的种子。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名家的白马非马,还包含着辩证逻辑的成分,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逻辑这种科学的基因从此在中国文化中消失了, 也因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现在非理性的面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路走的是如此艰难, 就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条腿在走路。

刘任求:同样,中国人在选择使用绘画工具材料时,也暗合了追求精神与物质为一体、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材料“文房四宝”,因而“文房四宝”是最理想的体现传统文化与智慧的物质材料。运用“文房四宝”描绘的画卷,在尺幅之间能够气韵生动、雄奇奔放、气度恢宏,超越时空的有限而意入连绵无限的境界,有其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与智慧。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文房四宝的制造与发展,已达到非常完美的境地。因此, “文房四宝”与中国画相伴而行,具有永恒的魅力。

 

国画艺术的体验价值

 

编者:我最大的感触是,当你到了油画家的工作室,就象是到了工厂的工作间。除了生产产品,即作品是一个“宝”,其他的刮力、颜料、排笔都象是垃圾废料,还总是能闻到—股化学原料的怪味。

到了画中国画的画家的工作室,那就决然不同。他的每一种工具材料,即便是压宣纸的尺子都非常讲究, 就像人们所说的那些都是文房宝物,都具有把玩欣赏的价值。而且空气中还能闻到淡淡的墨香,不仅能让人们享受到艺术创作的作品,似乎也能享受到艺术创作的过程,让人们陶醉其中不愿意离去,还可以在那里喝茶、聊天、交流创作感受,自始至终都有着审美的愉悦,这些都是国画和西画创作体验的根本不同之处。

刘任求:为什么老年人喜欢画国画? 因为,国画有修身养性的功能。西画创作过程更像是—种劳动,不像国画能达到两忘的境界。

元代之后,随着“文人画”的兴起,绘画界便将读书作为涵养的重要途径。明代董其昌所提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点,可以视为画学中强调画家自我修养的纲领。

千百年来,中国画形成了—套丰富的颐养心性的理论。从郭熙的《林泉高致》到董逌的《广川画跋》,从韩拙的《山水纯全集》到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无不以儒家哲学来指导绘画的创作实践。而南宋以后, 吴大素、黄公望、倪云林、王孟端等直接取资于程颐、程颗和朱熹的哲学观念,以“程朱理学”为指归。明清时期,由于受陆九渊、王阳明的“陆王心学”的影响,文征明、沈周、董其昌、石涛等画家或显或隐地把心学的“知行合一”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从而成为一代翘楚和集大成者。

禅宗的顿悟方法是有神秘色彩的直觉认识方法。而当它渗入艺术领域时,这种对心的重视和对主体意识的强化,自然改变了我国传统的“载道论”,出现了“写心”与“写意”的艺术观点,从而使画家们以“笔墨情趣”的主观情感,代替了此前的写实形式。

六朝四大画家张借繇、顾恺之、曹不兴、陆探微都是以禅入画,将佛家的空灵与简约作为绘画的气韵,追求物我合一的高妙禅境。唐代王维在深厚的禅理浸淫下,对绘画情有独钟,将水墨写意式山水画融入禅的哲思与直觉,用淡墨勾勒,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禅意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宋代苏东坡受禅宗“自性说” 影响,力主“随意”、“尽意”等创作观念,在书画创作中始终保持潇洒自然、畅达适意的写意情怀。元代倪云林“写胸中逸气”,所作意境萧疏、空旷,颇具禅宗的空疏之美。明代董其昌坚守禅宗理念,用墨轻、柔、虚、淡,画风清妙隽永、深邃高洁,别具一格。清代八大山人的画以水墨写意为主,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且大面积留白,呈现出空灵清净的“禅那境界”。清代画僧石涛作画“景

物苍然,潇洒奇异”,一派禅意。他说“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夫画从于心者也    ”。因此没有文化,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是无法画好国画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依葫芦画慧,画作很难出新意。

 

编者:当代的画家因为作品里面没思想,欠缺文化内容,所以说是没有灵魂。只是在玩弄技术,玩弄材料,玩弄形式,这是非常可悲的。他们充分地享受了艺术的过程, 当然, 这个过程本身也具有巨大的价值, 但是没有产生艺术的结果。

四十年代,吴作人在考察敦煌艺术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美术的前途是否会再有那样一个光荣的时代,一个新的面貌, 就看我们是否能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来换新自己的血液。”(《战时后方美术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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